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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中国死难家属无助哭喊,想来新西兰给孩子扫墓都难!

2017-02-19 先驱酱 中文先驱

本文由英文《先驱报》授权中文《先驱报》整理报道。


最后一次通话

告诉爸爸,自己快死了

“我出不去,我的腿被混凝土卡住了。”


广州的一个星期二早晨,Lai ZhiPing收到女儿打来的越洋电话。


“爸爸,出事了,这里地震了。”女儿说。


27岁的Lai Chang刚去新西兰七个月,几乎每天都会和家里通话。


但这一次她被埋在黑暗的废墟中,身上压着上吨混凝土。


“我出不了气。”她说。


Lai ZhiPing急得在自己的小房间不停踱步。女儿从9561公里来打来求助电话,但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告诉女儿不要慌,他说一切会好的。


“爸爸,我想我快死了。”女儿在那头哭。


然后,电话断了。

……


Han XiLing是南通市一个非常独立的女孩。


她读小学时就不让父母接送,她喜欢自己发现市区到各条道路。


长大后她成为在上海学习护理的模范生。2010年底她决定到新西兰学英语。


她的父母很放心的让她走了。他们并不知道就在女儿出发前几周,基督城才发生过一次地震。


Han Xiling说她不担心。基督城语言学校的校长告诉她,新西兰建筑比中国建筑要坚固得多。



据媒体报道,Tu HuiYun是基督城CTV大楼废墟中第一具被拖出来的尸体。


她的父母被告知,这位22岁的女孩被发现离大楼正门只有几米距离。


地震时她随身携带的遗物被送回武汉老家。她写满中文和英文翻译的笔记本有轻微烧焦的痕迹,闻起来就像灰烬。



为什么偏偏是他们的子女

Lai Chang、Tu HuiYun和Han Xiling,是2011年基督城大地震中死亡的三位中国人。她们的父母,现在成为了“失独”家长——失去独生子女的家长。


失独,不是失去一个,是失去独有的一个。


只有中国人才会对这个词有特别的感触,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执行过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



35年的基本国策在2016年第一天被废除,但留下了“失独”这个词来定义那些老无所依、病无所养的家长。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还不完善,对家长来说失去孩子就意味着失去了晚年的一切。


然而对Lai、Tu和Han的家庭来说,这还不是噩运的全部。


2011年2月的基督城大地震,夺走了他们的独生子女。


但地震过去六年后,依然没有任何人对CTV大楼的破坏性倒塌承担责任。哪怕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已经证实,大楼在设计和建造上存在各种缺陷。


这栋大楼压死了115人。


在这些中国家庭眼里,新西兰是先进、安全的第一世界国家,它拥有一流的卫生设施,建筑规章严谨有效,而且奉行法治精神。


所以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整整六年都没有看到正义实现。


去年底,英文《先驱报》派记者赶赴中国,对事件进行了调查。


“我们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学习和工作,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一位残障父亲哭道。女儿去世后他不得不变卖房产。


“像新西兰这样民主和法制的国家,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的吗?”一位母亲哭着质问。


地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午后命中基督城。


短短几秒钟它呼啸着掀翻城市、推倒大楼、撕开道路,收割着鲜活的生命。


六层高的CTV大楼是全市最危险的建筑。它扭曲着在地震中坍塌,瓦砾下甚至燃起了大火。


大楼三层是国王教育语言学校,该校的79名员工和学生全部死亡,几乎占了基督城大地震死难者总人数的一半。


其中23名学生来自中国,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


他们的父母基本不会英语,但为了寻找废墟下的子女,他们第一次坐飞机离开中国,来到新西兰。



大楼倒塌几天后,载满中国家庭的公共汽车穿过警戒线,停靠在离现场约20米的地方。


“我们看到的是一栋塌得支离破碎的建筑,只剩最下面两层还在。”Lai ZhiPing说,“每个人都在痛哭。”


在缓过一阵后,Lai ZhiPing注意到,周围其他的建筑物都没有倒塌。


Han XiLing的母亲Wang Luxia感到愤怒,她觉得自己“有很多很多问题想问”。

“为什么?周围建筑基本没有受到地震影响,为什么这个建筑物会塌成这样?”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在2012年回答了她的问题。


来自广州、上海和武汉的三个失独家庭,把委员会的报告反复读了很多次。


报告指出大楼存在各种问题,从建筑师不具备资质到基督城市议会不负责的颁发出建筑许可,从设计未满足1986年建筑标准到震后政府官员错误允许公众重新进出该废墟……


大楼的建筑经理Gerald Shirtcliff甚至是通过窃取他人身份伪造了工程师学位。



过去六年警方一直在考虑是否该就CTV大楼倒塌事件提起刑事诉讼。


六年的调查被形容为新西兰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技术取证,基督城检察机构正在评估调查报告初稿。


预计今年警方就将做出决定。


但在漫长的调查过程中,这些失独父母的生活已经发生毁灭性的改变......



被下葬两次的孩子

对失独家长来说,健康恶化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忧郁过度,部分家长心脏病发作或是长出脑肿瘤。他们不得不找亲朋好友借钱,有人甚至被迫卖掉陪伴子女出生长大的家。


很多人梦里都在哭。夜间醒来时泪水已经打湿了枕头。


虽然新西兰警方已经在调查取证,但他们害怕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希望在我死前,可以等到真相出来的那一天。不然我真的死不瞑目。”死难者Tu HuiYun的残障父亲说。


Han Xiling被下葬了两次。


第一次是地震后9天,她的部分遗骸被发现并被埋葬在基督城。


第二次是一年后,更多遗骸被发现,她的父亲飞回新西兰再次安葬她。


验尸官表示Han的死因无法确认,因为“大火和身体碎裂造成的损害”。


Lai Chang在CTV大楼的废墟中存活了至少1小时,但因为伤势过重,验尸官依然无法判断死因。


她也被下葬了两次。


她的腿部被埋在广州,距她父母的公寓大概30分钟车程。


其余遗骸在几个月后被发现,下葬在基督城的Avonhead纪念公墓。


“本来应该放在一起的,但入土后再揭棺对孩子不好。”她的父亲Lai ZhiPing解释。



地震那天只有22岁的Tu HuiYun是完整的从废墟中被找到。


有人跟她的父母说,他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女儿“没有怎么变形”。


验尸官判断Tu的死因是胸部受压和窒息引发的失望。她被安葬在武汉。


这三名女孩都是80后。


她们的父母属于首批受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家长。该政策在1980年生效,作为中国应对人口过剩的调控方案。


根据中国官方报道,在政策执行的35年里,它有效减少了4亿人的出生。


由于人口迅速老龄化,2016年中国正式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现在每个家庭可以生两个小孩。


但对失独家庭来说,一切可能已经来得太晚。


Lai Chang在去新西兰之前,和父母合住在广州的老房里,平时就睡厨房上面的阁楼。


她在2010年7月结婚,婚后她去了基督城。


她正在接受培训,成为广东口腔医院的牙医。为了医治来自各国的病患者,她希望学好英语,克服语言障碍。


Lai ZhiPing说:“为了让她去新西兰,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我们对她寄托了所有的希望。”


“可是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新西兰政府无需向死难家属支付一分钱

中国现在有100多万户失独家庭。这些家庭必须面临老无所依、病无所养的社会和经济困境。


没有子女作为赡养人,他们在登记手术、入住老人院或安排身后事上都寸步难行。他们被其他亲戚责怪断了家族的香火。


2002年全国人大曾强制要求地方政府对失独家庭“提供必要协助”。现在失独家庭可以享受到每月340元人民币的补助,相当于每周17纽币。


在基督城地震之后,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曾呼吁新西兰政府酌情补偿失独家庭,但被新西兰政府拒绝了。


这些家长从新西兰政府获得的唯一财政资助是来自ACC(事故赔偿委员会)的5540纽币津贴,以支付他们的子女安葬费用。


根据目前法律,他们无权获得ACC的进一步资助,因为他们不被视为是死者的“被扶养人”。在新西兰,被扶养人往往是指配偶或子女而不是父母。


根据《官方信息法案》获得的一份ACC备忘录说,“被扶养人”将不适用于以后的可能财务安排,哪怕死者生前可能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的父母。


这意味着根据目前法律,新西兰政府无需再向中国死难者家长支付一分钱。


基督城大地震后新西兰红十字会受到了超过1亿纽币的捐款。185个死难者的家属每人获得了2万纽币的抚恤金。但这里的“家属”定义依然是优先配偶和子女。


这意味着未婚中国子女的父母可以多获得25,540纽币抚恤金,而已婚子女的父母就只有5540纽币安葬费。


由于新西兰困难重重的签证程序,他们甚至无法来给子女扫墓。



在武汉一座灰暗的混凝土公寓大楼里,四楼的一扇窗户五年来从未关过,无论下雨还是刮风。


Tu HuiYun的父亲Tu Bo说,这样可以方便22岁的女儿回家。


Tu的卧室依然是她离开时的模样:背后挂着她的手提包,床上摆着红色蝴蝶结的玩具熊,桃红色的墙纸上画着白色猫咪图案,跟桃红色的被套安静的对望。


“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灵魂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从心底是相信灵魂有一天会回到走过的地方。”



但去年12月Tu Bo被迫搬出他的家。女儿去世后卧室的那扇窗户第一次被阖上。


Tu Bo患有脊柱畸形的病症,这让身患残障的他无法工作。妻子在得知女儿的死讯后长了脑瘤,最近刚做完一次手术。


他们不得不出售房子,以支付住院和医疗费用。


虽然通过翻译跟记者对话的过程很痛苦,几度被恸哭打断,但提到女儿的乖巧时Tu会露出笑容。


“因为我的残疾,我受到过很多耻笑。”


“但她从来都不觉得我是她的笑柄,她总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挽住我的手。其他孩子取笑她,不懂她为什么要陪一个残疾人,可是她一点也不在意别人怎么说。她就这么挽着我,不管去哪儿,我们手牵着手。”


Tu HuiYun到新西兰学习英语是希望能成为一名护士,不但可以给家里挣钱,还可以照顾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


“她很有志气,一直想证明自己不比男孩子差。我也把她当作男孩子在养,让她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可是现在我们的梦彻底破碎了。”


Tu HuiYun在2010年12月来到新西兰。


她每天都在基督城打电话给父母,告诉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去了哪儿。她说新西兰空气清新、阳光灿烂,还有美丽的大海。


她说她感受到了在新西兰生活的自由,希望有天父母可以过来和她一起生活。

三个月后,她死了。


“我们想起女儿的时候都会偷偷的哭,不敢让对方知道。她躲在里面哭,我躲在外面哭。泪水怎么都止不住。”



几百公里外的上海,一位大学教授也经常从泪水涟涟的梦中惊醒。


他想念自己的女儿Han Xiling。


Han Xiling是在南通长大的模范生。她和Tu HuiYun在同一天来到新西兰。


她的父母得知地震消息时正在工作,他们不断的打电话给女儿,但手机迟迟没有回音。


女儿的死让我天崩地裂,我的心堵得要命。”她的母亲Wang LuXia说。


Han、Chang和Tu的家人,向新西兰政府提交了三项诉求:

一,他们希望并且相信应当得到新西兰政府某种形式的资助。虽然存在文化分歧,但他们在事实上是已故子女的“被扶养人”,西方对这个词的定义存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漠视。


二,他们希望获得开放式的访问签证,允许他们在有生之年可以方便的进入新西兰,给子女扫墓。


三,也是最重要的,得到CTV大楼倒塌事件的正义。


“我女儿的一部分被埋葬在基督城机场附近的公墓里。在下葬后我甚至没有办法回去祭拜她。”Lai ZhiPing说。


他说新西兰的签证程序太复杂和漫长,希望可以获得新西兰政府的长期入境许可,这样他们才能给孩子扫墓。


扫墓和拔出坟墓的杂草是中国的一项传统。


中国的清明节在每年四月,由人们祭祖和拜访逝者的坟墓,在整理墓地的同时祈祷上香,并且奉上茶酒食物等祭品。


几年前去基督城时,Lai ZhiPing用了四天时间打扫原CTV大楼所在的废墟。这给他带来了安慰。


中国公民最高可以获得为期三年的入境访问签证,但移民政策没有给予长期或终身签证的先例。


谈到CTV大楼倒塌事件,Tu Bo说,“天灾是可以原谅的,但人祸是不能原谅的。”


关于失独家庭的主张和意见的邮件已经发给了新西兰总理Bill English,但总理的新闻秘书说,邮件已经转给了地震委员会部长Gerry Brownlee。


Brownlee办公室表示,移民局和ACC的部长Michael Woodhouse将在近期提供官方答复。



周末Woodhouse向英文《先驱报》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说“政府同情受地震影响的每个人”,但“它不会考虑给中国家庭特别援助”。Woodhouse补充说,政府曾对死难家属来新西兰提供过资助,同时还退还了所有死难学生的学费。


但对失独家庭来说,最难以忍受的还是调查进度。


“已经过去六年了,新西兰政府一直跟我们说,调查还在进行中。”


Tu Bo说:“我们相信你们的法律,相信你们的政府会伸张正义。你们不能把头埋进沙子什么也不做。”


“这不是一个好政府的行为。完全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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